但在同文中，作者列举的世界上现有31部行政法典的名称，没有一部称为行政基本法典。

离开这些因素，仅仅依赖宪法典本身，可能难以作出任何的合宪性判断。在这方面，德国的经验教训值得重视。

这里有一个前提性问题：究竟应怎样看待政治事实与宪法文本的不一致。因此，宪法理论必须对政治实力所理解和运作的宪法保持一定的开放态度。甚至，古代宪法的话术不过是被用来为君主专制作论证。另一方面，更是在一切理解都是误解的认知下，尽可能多侧面和多维度地描绘全景。而在合宪性审查中的一切可以构成宪法判断的实质理由的其他因素，就都只是认知渊源而已。

而合宪性审查又要将此政治纲领当作法律而在具体生活中适用，从而在宪法典外找宪法就变得不可避免。在德国历史上的进步与保守、革命与反动的反复拉锯中，规范性宪法观的确立较为坎坷。在会议上为教师利益提出意见，发出不同声音，领导不一定采纳，但一般也不至于给小鞋穿。

《宪法中的任免权之免》，《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》（法学版）2011年第6期，13000字。）之后的十多年里，有时候是先讨论、再写文章（以教学带动科研），但更多的时候是先写文章，再拿到课堂上讨论（以科研带动教学），也就是说，后来没有事先的众人讨论我自己也能写出长篇论文（我进步的速度超过了学生），课堂上的七嘴八舌对我已经并非必不可少了，我已经学会了自己和自己对话，仿佛自己内心就有七嘴八舌的声音，它们在不断地提问，从各个角度提问，又尝试着不断地回答，从各个角度回答，……这样经过多年的高强度写作练习，锤炼出了我的研究能力。《宗教自由之但书》，《云南大学学报》（法学版），2009年第2期，12000字。《从宪政视角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》，《云南大学学报》（法学版）2015年第1期，9000字。

1、外在因素 首先是学生的回馈。）议员身份（9月）、（《代议制下议员的角色定位》，《甘肃政法学院学报》2012年第2期，15000字。

如果碰到那种领导——连不紧跟也不能容忍（认为不给面子，不识好歹），或者太重用，一方面给你大量机会和荣誉，一方面迫使你参与许多事务性工作，则可能形成对学术研究的严重干扰。回顾我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，最初的上台阶似乎主要不是向权威、名著、成功人士学习的结果，相反是眼睛向下——向晚辈、向学生学习的收获。）9-10月写了宪法关系，（《宪法关系和宪法性法律关系》（与刘作翔教授合作），《西北大学学报》2005年第4期，20000字。《义务教育中的政府义务与公民义务之依据》，《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》，2009年第4期，10000字。

但与此同时，更多、更经常地感到累、疲乏，甚至烦躁。）国家主席条款的修宪建议，（《关于国家主席制度的修宪建议》，《一国两制研究》2014年第4期，8500字。）2009年写了受教育权，（后分为三文发表：《法律上的受教育权之立法依据》，《公民与法》2009年第3期，8000字。《社团企事业组织及个人提出宪法解释的权利》，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》2015年第6期，12000字。

《我国宪法解释的范围》,《法学评论》2016年第3期，20000字。（为参加2003年10月25—26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法治与媒体管制而作，我当时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《对新闻自由的法律规范》，后做了较大修改，以《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主体及其法律保护》为题，发表于《当代法学》2004年第1期。

）宗教自由，（后分为三文发表：《论政教分离》，《金陵法律评论》2008年第2期，20000字。）10月写了《宪法为什么要诉讼？》，（《法学论丛》2004年第1期，10000字。

）毛泽东的民主观，（《领导者》2013年特刊，30000字。这其实也包含着对自己学术研究的放弃——既然不是做学问的料，那就认命吧，那就一心一意搞教学吧，只要学生觉得有收获，自己能因此快乐，不是也很好吗？ 其实在这两年，从教学到科研的桥梁已经在无形中搭建，事情正在起变化，只是我自己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。至此宪法解读三部曲全部完成，对我来说这是超水平的发挥，是以前不敢想象的学术成绩。《政体变化与宪法修改：监察委员会入宪之讨论》，《中国法律评论》2017年第4期，20000字。虽然在有关教学反馈表上，我的课颇受好评（总分90），学生们对我的评价总体上都是正面的：认真负责，能结合实际教学，注意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授课简明扼要、重点突出，讲课生动、内容丰富，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，能充分利用实例来解决理论上的问题，表达清楚，其中也有一些似乎是喜欢我这个人，如有范儿、慈祥可爱、和蔼、有亲和力、风趣幽默，虽也有少量意见和建议，不过我并不太介意，如希望讲课和考试更贴近些，多讲些教材上的内容，但个别人的反应引起了我的不安，如应加强理论深度，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，我明白这尽管是极少数学生的意见，却至关重要，说明这些学生（往往是最优秀的学生）没吃饱，也就是说我的教学内容需要再深入，不能再拿过去十几年的讲稿吃老本，理论性要加强，而这恰好击中我的痛点。（全文2万字，未在刊物上发表，后直接收入《宪法原理解读》一书。

《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》，《法律科学》2017年第6期，18000字。（当时经常去音像大厦、新华书店等地方，自费买了不少光盘影碟，从中选择适合教学的片段。

2003年春天非典在北京等地的流行使法学界开始呼吁尽快制定《紧急状态法》，我也马上对我国宪法中有关紧急状态的条款做了梳理，6月写出了《紧急状态中的宪法问题研究》一文（《公法评论》(第2卷)北大出版社2004年版，24000字。《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特点》,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》2017年第6期，15000字。

平稳进展期（2007-2017年） 2007-2017年，在创作上基本保持着每年写10多万字的速度向前推进，其中2007年16万字、2008年12万字、2009年10万字、2010年4万字（因有几个月出国）、2011年15万字、2012年23万字、2013年15万字、2014年18万字、2015年12万字、2016年14万字、2017年11万字。如果说这一时期的勤奋写作需要一定毅力的话，那么这种毅力不太可能是临时练就的。

这期间很自然地将注意力转向法理学，为备课看了一些法理方面的书，印象比较深的是王人博教授的《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》，书中对民国军阀颁行宪法的批判直击人心。但当我发现这些讲课（还有本校在全国各地函授班的寒暑假授课）占去太多时间和精力时，就毫不犹豫地全部放弃了，只保留最基本的本系教学课时量（这是必须完成的）。关于法理学中的法社会学部分，如法与文化、法与经济、法与科技教育等等，则不必由老师从头讲到尾，可以采用一些更灵活的方式，如放电影，分析案例等等，为此我组织学生观看了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《被告三杠爷》《刮痧》等。会后我兴致勃勃地将有关思考整理出环环相扣的36个问题（4000多字），如受教育的权利是谁的权利？受教育的义务是谁的义务？不履行这一义务怎么制裁？被监护人完全没有义务吗？……4月在课堂上与学生们进行了讨论，首次尝试了连环套式的讨论课（后来成为我讨论课的一个特色）。

（当然也有那一年教务处工作的阴影，越到后来我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个性中的短板，觉得再不能涉入行政事务。5月在此基础上写出了10000字的《析公民受教育的宪法义务》（郑贤君主编：《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》，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，10000字。

）元首权与行政权，（《国家元首的元首权与行政权》，《上海政法学院学报》2012年第3期，18000字。（《国家行政学院学报》2005年第1期，8000字。

《社团成员的权利与社团的权利和权力》，《北方法学》，2009年第2期，13000字。2003年3月15日在首师大举办教育权的法律保护会议，我提交了一篇关于教学反馈方面的文章《宪法学教学效果反馈及其分析》（夏利民主编：《法学教育论》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10000字。

中青院的官僚主义绝不是没有，但在国内高校中应该还不算特别严重，领导们对学者虽说不上十分重视，但基本上不太干涉，这份自由正是我最需要的，我既反感领导对学者的关卡压，也不喜欢、甚至害怕领导的过分关爱，与领导不远不近的距离基本保证了我的自由空间。科研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，教学却不能太过倾斜，不能只讲宪法学中自己擅长的某章某节某个问题，而是要对各章节都有比较充分的介绍，这样的全面把握虽然在内容上比较粗浅，然而一旦具有了深入挖掘的能力，就可以全面地对各章节中的许多问题做深度探究，包括对其中一些讲了十几年的观点进行反思和分析。不像后来压根不承认非核心期刊的论文，这种所谓正规、严格的管理，其实从真正的学术评价来看，是更不着调，也使真正的学术研究更加困难。是为立法者的立法定规矩。

再将其转化为一篇论文，仍然以一系列问题为主线，对此做出详略不等的回答，……这样一个一个问题解答下来，一篇文章的轮廓就基本出来了，文章的份量明显加重了（都是扎扎实实的问题，不太可能是空话套话），篇幅也自然长了。（中青院那几届本科生的素质很不错，思维活跃，后来有所下降。

《论议会的权力》，《海峡法学》2010年第2期，15000字。（《对我国规范性法律文件审查体制的分析》，《公益诉讼》（第一辑），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，28000字。

《中国立法法关于委员长会议的规定》，《学习与探索》2013年第8期，9300字;《我国非基本法律关于委员长会议的规定》，《东吴法学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，16000字。《议会的任免权与监督权》，《云南大学学报》（法学版）2012年第2期，5000字。